Have I ever truly dig anything?

      黎明的經驗是很特別的。七月在陽明山的越野路跑賽有一次體驗。我獨自擠在上千名的跑者中熱身，等待賽事開始。廣場漆黑而熱鬧，然後，天突然亮了。那真的是瞬間的事，就像有人無預警地把檯燈的扭閥瞬地轉到最亮一樣，你突然意識到「剛剛確實是黑夜」呢，這樣的經驗──一種意識上與「早期」的遭遇，由「現在」反射出的「過去」在眼前閃著，提醒你：你是從這裡來的。

      入伍前和幾位朋友的見面，皆已然是各自從台大畢業、從台北這城畢業的事了。一場私人的談話（spoken）亦有它自身隱藏在未說（unspoken）中之「精神」，當我們訴說那些「如今」和「如今不在」，我確聞那在心智上所經歷的「完成」（或「啟程」）是這些話題的Bass walking。我們來到了「這裡」，同在「這裡」，才足以分享那些「早期」的故事，由話語再現人生的黎明經驗。

      而我們也知道，我們體驗到的這個「完成」（或「啟程」）與一紙畢業證書實實在在沒什麼關係。雖然在浮泛地稱作「人生」的道路上，我們又將朝下一紙證書邁進（結婚證書、退伍證書、下一張學位證書？）。但怎麼回事？我獲得了一些證明，卻不覺得有相應的「成就」在裡面（而「他們」也就這樣一一地放我們走了）；雖然且看那些人們在社會上努力工作的事項，往往都跟真正的「幸福」沒有干係，但一個人的「外在」和「內在」真的必須這麼割離？

      話說回來，Have I ever truly dig anything?

      離開台北前和社會系的賴曉黎老師吃了一次飯，聽他陳述他所在的「這裡」（和背後的Bass walking），我才發現，他並非如一般的學者，藉由理論規範他（或他人）的世界──你或許也曾聽他們說過類似「社會學給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」的話，多麼秀異卻潛藏著連他們也沒發現的危險。其實，他「裡頭清楚得很」。他說他習慣「把一切理論化」，實意謂著「理論」只是他選擇的「語言」，並且dig into it，選擇這個學門將之操練成他的專業。社會學不是他的眼睛，而是他在這個社會中為自己打造的一副精緻鏡框。我們讀了那麼多書，卻只得了近視。
      我這才明白，把社會成就和內在幸福畫上等號，與極力將兩者畫清界線，是同樣危險的念頭。（這隻老狸，這麼多年以後還是要給我教訓）社會上充斥著前者，而清醒一點的人卻又不小心落入了後者。我們啟蒙得這麼早，但也啟蒙得這麼晚。對生命有答案的人，會回到社會裡來。

      在羅斯福路上的「個體戶」二手唱片挖走了幾張CD，其中包括了Bill Evans的早期錄音《Everyone Digs Bill Evans》，是相當令人滿意的收穫。這張專輯裡的快歌提醒著這位新風格奠定者亦是出身Bepop的樂手，而獨奏慢曲則回顧了他知性而靜好的寧靜革命軌跡。即興完成的調性作品〈Peace Piece〉極簡而絕美，卻是Evans不演奏第二次的「一次性存在」。幾個月之後，這首作品卻成就了Miles Davis調性爵士代表唱片《Kind of Blue》裡的〈Flamenco Sketches〉。尋著調式爵士的軌跡，Bill Evans最終創造出複雜卻輕語的印象派風格。